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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2024年04月08日 04时22分00秒

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用一整天时间，深入金山、奉贤开展乡村振兴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征程上必须回答好的重大命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用心用情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因地制宜提高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坚持规划指引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坚持党建引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不断彰显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更好统筹城市美和乡村美，绘就超大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加美丽的新画卷。

过去一年，上海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新成效，通过开展大调研摸清现状和需求，找准短板和不足，出台了一批行动方案和政策措施。各涉农区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方面积极开展新探索。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奉贤区庄行镇渔沥村结合各自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林下经济，带动集体经济壮大、农民收入提高、村容村貌改善，吸引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追寻乡愁。

市领导在两个村子边走边看，就乡村规划实施、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等作了深入了解，走进村民家中，关切询问大家的感受想法，还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村干部和村民们告诉市领导，年年都能感受村里的新变化，旅游搞起来，环境变好了，收入增加了，不少年轻人回到村里工作生活。陈吉宁说，背靠超大城市的上海乡村大有可为，要积极探索创新体制机制和组织形式，因地制宜、做深做透乡村振兴的大文章。把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深挖潜力、汇聚资源，把富民产业做起来，让增收业态强起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市领导来到金山区廊下镇的上海松林生态农业园，在企业大数据中心察看现代化楼房养猪场及“种养结合”循环利用场景，听取现代化种养技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情况介绍，了解企业打造畜禽养殖、大米、蔬菜全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发展打算，希望企业聚焦主业持续深耕，推动科技创新与农业发展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更好链接市场、带动农户。相关部门要深化研究，加快畅通物流渠道，减少中间环节，打造新鲜冷链，做到时间更短、价值更高、农民受益更多，让市民便利购买更高品质的农产品。

在奉贤区庄行镇的新叶村群超合作社，市领导走进工厂自动化水稻育秧基地，察看合作社“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和自动化育秧作业流程，了解技术应用及市场前景。听到年轻人开始在合作社担当主力创新创业，市领导表示肯定。陈吉宁说，对有意愿投身农村、回归农村的年轻人，要多引导、多扶持、多关心，让更多懂经营、懂管理、懂技术、爱农业的复合型人才在农村发挥所长、大显身手。要鼓励基层创新，抓好复制推广，进一步打响农业品牌、放大规模效应。

推进会上，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了工作汇报，奉贤区委、金山区吕巷镇、青浦区金泽镇岑卜村作了交流发言，与会同志结合工作实际谈了想法建议。

陈吉宁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大格局中谋划推进，充分发挥国家战略集聚的改革优势，背靠超大城市的市场优势，科技、人才、资金集聚的要素优势，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高科技含量的种源、装备和标准，提供新鲜优质的高品质农产品，提供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空间、和谐和睦和美的社会环境，走出一条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陈吉宁指出，要做精做优做强第一产业，走好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现代农业的路子，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设施农业、精品农业。依靠科技创新强农兴农，把农村生产与城市需求更好链接起来，把农业品牌、品质、标准加快立起来，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更好支撑农业创新发展。要推动一、三产融合发展，把农业产业新功能、农村生态新价值发掘好，把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观光等业态发展好，积极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生活品质持续提升。

陈吉宁指出，要以城市总规为依据，在做好郊野村庄规划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详规，更好引领产业发展、均衡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农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通过科学规划把农村风貌保护好，抓好《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划》和“三师联创”机制落实，保护和利用好古镇古街古村落的宝贵原生风貌。通过科学规划把保留保护村建设好，走好文旅结合、一三产融合的现代化农村发展之路。要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实际，不搞简单“一刀切”，让服务功能有效覆盖、科学共享、便利农民。

陈吉宁强调，要深入抓好农村基层党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主心骨”作用。常态化开展“四百”大走访，把群众呼声回应好，把农村矛盾调处好。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更好优环境、提品质，推动形成发展新亮点。要守牢安全底线，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电动自行车等安全治理。要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各涉农区区委书记要当好“一线总指挥”，各部门要主动作为、跨前一步，出实招、解难题。要加快培养造就大批热爱农业农村、具有开阔视野、善于经营管理的干部和人才队伍，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和村“两委”班子。要引导国企、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为农村赋能助力，提升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开发、市场开拓、品牌运营能力。

龚正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加快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产业发展要更加注重提质，抓好农业科技引领、农业投资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都市现代农业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发展。乡村建设要更加注重统筹好各项任务，既兼顾面上又突出重点，既重硬件又重软件，推动更多“盆景”变“风景”。农民增收要更可持续，围绕农民增加工资性、转移性、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以产业振兴和深化改革促增收，实现产业发展联农带农，推动实施新一轮综合帮扶“造血”项目。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加注重合力推进，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努力打造更多亮点。

市领导朱芝松、李政、陈宇剑参加。

（本文图片? 陈正宝 张春海 摄）

郑振满带领学术团队在莆田开展田野调查。 郑莉 摄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特聘教授、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

　　我的家乡是仙游枫亭镇。这里是湄洲湾的湾底，有两条河流入海，形成小海港，古称“连江里”。

　　小时候的记忆，家乡就在海边，我们经常在海滩捉鱼、摸虾、挖蛤蜊。涨潮的时候，有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运来各种各样的海产品。这些渔船有不少是“连家船”，渔民的家人就住在船上。我很喜欢到船上玩，因为他们会请我吃新鲜的鱼虾和螃蟹。村里的老人说，当时有渔民想收养我，我差点就成了“曲蹄人”。

　　我父亲早逝，留下的唯一照片是他作为码头工会会员的证件照。我后来知道，他的主要谋生方式是当码头的搬运工，同时也是贩卖咸鱼的肩挑小贩。其实，我们家原来是开鱼行的，主要经营当地很有名的“泰兴号”，做沿海岛屿和台湾的生意。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海上不宁，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破产了，只能以搬运和贩卖鱼货为生。

　　在青少年时代，我参与了码头的一些“进出口”业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从仙游山区或枫亭市场收购柴草，运回码头，转卖给来自各地的渔船。当时没有煤气，也很少烧煤，渔船必须定期到岸上采购柴草，这就给湄洲湾沿岸的小码头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不过，随着当代生活方式的转型，渔民已经不再需要采购柴草，而沿海的路桥建设也阻塞了航道，家乡的小码头日益荒废了，如今的年轻人已经难以想象当年的繁华景象。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家乡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枫亭镇建了新城，塔斗山变成公园，家门口就是开发区、动车站、高速路口，家乡已经快速城镇化了。然而，我心目中的家乡，依旧承载了乡土文化传统。前些年，枫亭文化研究会的老友约我谈“何处是家园”，我当时的主要话题是“牵挂”。对于我们这些离乡背井的人来说，不管到了哪里，总是牵挂家乡的山和水、人和事；而留在家乡的人们，同样牵挂在外的游子，关注他们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这种超越时空、无关功利的牵挂，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是很少见的。因此，“乡愁”是我们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

　　我读的小学是麟山中心小学，只读到四年级就“停课闹革命”了，所以我连“初小”都没毕业。然而，在我的早年治学之路上，麟山小学却是启蒙之地，触发了我的许多学术灵感。

　　麟山小学的原址是麟山宫，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麟山宫的正殿是学校办公厅，东西侧殿是教师宿舍，又在宫前西侧新建了两层的教学楼。“文革”期间，宫内的神像毁坏殆尽，但大殿两侧的巨型壁画却得以幸存。这些壁画是仙游著名画家林肇祺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不仅如此，麟山宫还保存了莆田著名书法家张琴撰写的牌匾、惠安著名石雕艺人王成制作的龙柱、石狮等工艺品，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陪美国学者丁荷生（KennethDean）到莆田考察，他提出要参观我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我带他到麟山宫转了一圈，在宫外水沟边意外发现了几块残缺的石碑。这些残碑保存了晚清建庙时的捐款簿，其中有我的祖先“郑泰兴”的捐款记录。因此，我们对这些石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此为线索开展田野调查，发现了当地历史上的一系列隐秘事件。

　　麟山宫的前身是保和堂，原来是清道光年间为了应对“乌白旗”械斗而形成的民间社团。保和堂形成之初，包括周边地区的六个村落，曾经与附近的大姓连年械斗，最后经过调解，划定了各自的地界。此后，陆续有不少村落加入了保和堂，最终形成了声名显赫的“三十六村”集团。我们后来发现，这种经过械斗形成的地域性组织，在晚清民国时期普遍存在，反映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

　　保和堂形成数十年之后，创建了麟山宫。现存的建庙碑记是清宣统元年刻立的，记录的捐款簿应是形成于清光绪年间。麟山宫奉祀的主神是杨公太师，即北宋杨家将中的杨五郎，象征保家卫国的武神。每年元宵节前后，麟山宫的杨公太师都要到所属各村巡游，其意义在于守护边界。巡游仪式中的“皂隶舞”，模仿古代官员的出巡仪式，耀武扬威，惟妙惟肖，现已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

　　从保和堂到麟山宫，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反映了地方权力体系的“仪式化”。因此，通过追寻麟山宫的历史渊源，可以揭示乡土社会的运行机制。以此为契机，我们在麟山宫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探讨“从民俗研究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枫亭镇的元宵灯会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是莆田市的文化名片之一。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几乎每年都要邀请一些朋友到枫亭看元宵，探讨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文化部主持的《中国节日影像志》项目，曾委托我们拍摄枫亭镇元宵节实况，并收集、整理相关历史资料。由于疫情的干扰，该计划一度搁置，至今尚未完成。

　　从现存历史文献看，枫亭的元宵灯会始自于宋代，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北宋蔡绦诗云：“香涌太平巷，灯耀青螺峰。”蔡绦为蔡京的次子，而太平巷、青螺峰皆为枫亭的老地名，此诗显然就是描绘故乡枫亭的元宵灯会盛况。据考证，蔡襄在担任福州知府期间，曾经模仿京城开封举办元宵灯节，此后遂推广于故乡莆田、仙游各地。北宋末年，蔡京之子蔡攸携京城色乐彩灯回故乡，使枫亭灯会融入了宫廷灯艺的精华，形成了宫廷文化与民间工艺有机组合的独特风格。

　　枫亭历史上的元宵灯会，承载了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传统。明天顺年间，枫亭陈迁、薛大丰、林兰友、徐稚佳四人相继登第，同朝为官，号称“一溪四八皂”。据说，当时四大家族议定，每年依次举办元宵灯会，此例一直沿袭至今。从农历正月十三至十七日，枫亭镇政府周边的霞桥灵慈庙“三薛（指霞桥社区薛姓、学士社区后垅居民小组薛姓、九社村新加庭村民小组薛姓）”、霞街社区明山宫（除了北门居民小组）、兰友社区三妈宫（龙应宫）、学士社区龙兴宫、霞街社区北门居民小组龙珠宫，依次轮流游灯。

　　枫亭游灯的主要特色是造型各异的彩灯，有蜈蚣灯、松树灯、宝伞灯、水族灯、莲花灯、花篮灯、蝴蝶灯、鸽子灯、蜻蜓灯、凤凰灯、菜头灯等不同形式，千奇百态，异彩纷呈。在游灯队伍中，还有百戏、车鼓队、十音八乐队、女子腰鼓队等穿插其间，融入了戏剧、杂技和灯艺技巧。在游灯之后，通常还要举办游神仪式，其中既有古朴典雅的棕轿舞、皂隶舞、神童舞等宗教仪式表演，又有生动活泼的舞龙舞狮等民间文艺表演，可以说是娱神与娱人合而为一。

　　除了上述的“五宫”元宵游灯，在枫亭镇政府周边的乡村聚落，每年元宵节同样要举办游灯和游神仪式，但却与“五宫”的元宵灯会大异其趣。枫亭乡村游灯的灯具较为简朴，通常是每户出一灯架，每架共十盏灯，俗称“板凳灯”。游灯队伍按“房头”或“角头”组成“灯龙”，从入夜时分开始，先到村庙集合，然后绕行聚落的边界。在较大的聚落中，可以组成数十条“灯龙”，绵延数公里，沿途燃放烟花、爆竹，场面极为壮观。游灯之后，通常也要举办游神仪式，抬着神轿巡游全村，到每一角落和古厝行傩驱邪。

　　枫亭乡村的游灯和游神仪式，可能源自明代的“乡社祈年”习俗。弘治《兴化府志》记载，每年正月上元节，“各社会首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这就是说，当时莆田的乡村聚落都有各自的“社主”，每年都要在“乡社”举办上元祈福仪式，然后抬神像绕境巡游，全村每家每户都必须参加“乡社祈年”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绕境巡游需要“张灯照路”，可能是在夜间举行的。后来逐渐分化为晚上游灯，白天游神，但仪式的基本结构仍是相似的。

　　莆田的元宵灯会有明显的城乡之别，城镇游灯以装扮故事为主，而乡村游灯则是以展示人丁为主。如何解释二者的历史文化内涵，无疑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我长期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尤其关注闽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的文化传承。在治学过程中，我注重“回到历史现场”，以田野作为“思想的实验室”。家乡是我最为熟悉的历史现场，自然也是我最为理想的实验室。我的许多学术灵感来自于家乡，也曾经发表了不少关于家乡的论著。然而，我对家乡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仍是一知半解，至今还是离不开这部“教科书”。

　　2015年5月，我的老母亲与世长辞，我和兄、姐一起回乡操办丧礼，接受了乡土文化传统的再教育。丧礼期间，几乎所有的族人、亲戚、邻居、朋友都是第一时间到场。他们主动承担了仪式过程的各种事务，包括采购仪式用品、聘请仪式专家、安排仪式环节，乃至日常饮食、答谢酒席等，一切都是有条不紊，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操心。我对此深感意外，反复请教他们如何安排，而他们的答复却很简单，认为这种事历来都有惯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需要临时协商和安排。

　　在乡土社会中，每一种礼仪都隐含了社会秩序。我们必须亲身参与礼仪生活，才有可能深入了解社会秩序。家乡作为“教科书”，其意义就在于此。

　　“这几天在武汉大学讲座，而后去福州永泰田野调查几天，然后参加研究生答辩……”郑振满教授的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他在微信中回复记者约稿，“争取6月5日晚上交稿”。6月5日晚上近12时，记者收到郑振满为莆田建市40周年而作的文章。6月8日凌晨1时许，他又发来自己修改后的第二稿，并诚恳地说请报社编辑给予指正，体现了一位学者的治学之严谨和谦虚。

　　郑振满系仙游枫亭人，1955年9月出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特聘教授。自1984年以来，他始终坚持在高等教育第一线，倡导“注重实践的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在田野实践教学中增强文化自信，创建民间历史文献学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开展数字人文学教学与研究，为中国史学界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在乡野里，看见鲜活的历史。他被称为扎根田野的历史学教授，2021年荣膺“福建省第六届杰出人民教师”称号。

　　“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郑振满善于利用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引导学生理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运行机制。他认为，田野调查是人文学者的“思想实验室”。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无法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但却可以通过田野调查，在现实情境中反思已有的知识，达到求真和求实的目的。

　　郑振满有浓厚的家乡情怀。他常常回到枫亭，这里也触发他的许多学术灵感。枫亭的元宵游灯民俗活动享誉海内外，他频繁地带领海内外学术团队和学生来到枫亭，“回到历史现场”，观摩研究游灯仪式和神庙祭典，探讨交流民俗文化的传承机制。通过言传身教，他培养了许多以学术传承为己任的年轻学者。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郑振满与美国学者丁荷生教授合作，带领学术团队，长期从事福建历史上宗教碑铭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同时在莆田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郑振满研究的是最中国、最本土的历史文化，影响却是国际的，他与合作者编纂出版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郑振满喜欢家乡菜，至今乡音未改，一口“地瓜腔”。他常年在田野调查，一身斗笠、夹克衫、运动鞋打扮，嗮得黑，看不出来是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有一次骑摩托车去乡下调查，不小心摔了，去医院包扎，医护人员以为他是“摩的司机”。

　　“莆田是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也是妈祖的故乡，一方面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像海洋一样对外开放、包容，莆田人是与时俱进，很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郑振满希望莆田发展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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