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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4年03月24日 12时34分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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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已不再接收新增的DMA(Direct Market Access)策略产品备案,还要求私募基金承诺做到“三个不新增”:不新增合约、不新增投资人、不新增募集规模。
华南一家券商机构业务人士证实了该消息,并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目前正在逐步清理此类到期产品,非私募管理人自营的资金(即向个人投资者募集的资金)也在退出,相比高峰时期规模估计已砍了一半,但对存量业务的杠杆要求还是按照此前约定执行。
经历了微盘股踩踏和监管收紧,DMA量化业务规模正在迅速萎缩,该策略曾经倍受私募管理人和投资者追捧,也一度为券商自营带来十分可观的利差收入。随着DMA业务缩量,部分券商衍生品业务和量化私募逐渐回归传统中性策略。
DMA策略业务正在清退
日前,中国基金业协会不再接收DMA策略的新增产品备案,还要求量化私募基金承诺在DMA策略产品做到“三个不新增”:一是不新增新的合约,即涉及到DMA策略的收益互换到期后不再展期;二是不新增投资人,即过往未投资过DMA产品的投资人,不允许向其出售DMA产品;三是不新增募集规模,即保持DMA策略存量规模不变,不再新增。
华南一家券商机构业务人士证实了该消息。DMA收益互换业务券商很少向个人投资者推荐,最早还是与私募机构自营产品合作,但去年市场表现对多头策略不利,而DMA有量化对冲手段,当时微盘股的超额收益胜率更大,加上杠杆最高可以达到1:4,收益率一度非常诱人,吸引了很多投资者扎堆DMA策略的量化私募产品。
券商中国记者获悉,目前正在逐步清理DMA策略到期产品,而且非私募管理人自营的资金也在清退,即使介入较晚的投资者也不得不退出了,但对存量业务的杠杆要求还是按照此前约定执行。
“现在不能再新增,只有存量产品了,规模相比高峰时期估计砍了一半。”上述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过去DMA策略多头和空头实际上并不完全对冲,最后暴露了风险敞口,以后私募量化产品可能大概率回归传统中性策略。
券商非方向性自营收入丰厚
DMA本质上是一种收益互换,私募管理人通过和券商合作,交纳保证金之后获得融资加杠杆,并借用券商自营席位进行交易,杠杆通常在2—4倍。该策略曾经倍受私募管理人和投资者追捧,也一度为券商自营带来十分可观的利差收入,融资利率大概在3.8%左右。
一家头部券商资深自营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券商自营的资金成本可能就2.8%,跟量化私募合作DMA策略的融资利率是3.8%左右,最早利率可以达到或超过4%,后来竞争激烈下降了,目前普遍不到4%。”
如此算下来,该业务不仅可以为券商带来交易佣金和手续费,还能带来几乎无风险的利差收入,比如规模100亿元就能赚1个百分点的利差,即1个亿。因此这种非方向性的自营业务,2023年为券商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收入。即使在A股市场表现欠佳的情况下,券商自营业务依然取得了较好的业绩,部分原因即得益于债券市场的投资收益,部分也得益于这种非方向性业务的开展。
不过,部分券商由于资金成本较高且自有资金有限,很难支持DMA策略业务的发展,尤其是中小券商,交易系统和服务能力无法跟上需求,目前DMA业务规模较大的主要是大中型券商。
衍生品业务仍是发展重点
随着监管政策收紧,转融券T+0转为T+1,许多量化策略面临转变,不管是私募还是券商自营,可能会更多地回购传统中性策略,毕竟股指对冲仍然是有效的手段。同时,衍生品业务仍是未来几年券商的重点发展方向,尤其是客需型业务。
申万宏源证券执行委员会成员李雪峰(金麒麟分析师),曾撰文倡导券商传统自营向“交易型投行”转型,其中就提到建设交易型投行的核心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本金投资的“非方向、低波动、绝对回报”,二是确保优先做大做强客盘交易业务。
过去,券商自营业务的方向性投资(看多或看空)受市场影响波动非常大,头部券商都在尽量平滑业绩的周期性波动,像DMA策略这种合作模式就属于客需型的非方向性业务;但在当前规模收缩的情况下,需要转而大力开拓场外衍生品、做市交易等其他业务。
据李雪峰上述文章所述,在21世纪之初,高盛的交易部门净营收中客盘交易仅占三到四成。“沃尔克法则”(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重要内容)出台之后,客盘交易业务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到2021年,高盛的客盘交易业务营收占其交易部门的75%,占该公司总营收的29%。目前,美国投行的客盘业务占该公司总营收比重普遍高于20%,已成为重要的营收支柱。
责编:桂衍民
校对:王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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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陈家科(左三)和当地税务部门工作人员走访京族群众,调研当地海水养殖情况。资料图片
盐碱地变成水产养殖“聚宝盆”
深秋时节,走进潭吉村,静谧舒适的村庄,错落有致的房屋,干净宽阔的道路,一幅生态宜居的乡村画卷徐徐铺展。潭吉村水产养殖基地里,高速运转的增氧机喷出朵朵水花,工人们有条不紊地投放饲料,绿水粼粼的养殖塘里游弋着肥美的鱼虾。
让人很难想象的是,这片如今发展势头迅猛的水产养殖基地,过去曾是荒废多年、无人问津的盐碱地。
“我们村近千亩农田受潮水长期浸渍,海水盐分聚积在表土层,土壤缺水返酸,水稻等作物产量低、不易成活。京族人民滨海而居、靠海吃海,常年以鱼虾换粮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入不敷出是很多家庭的常态。”陈家科说。
2008年,陈家科辞去在小学担任数学老师的工作。此后,当老师期间积累了深厚群众基础的他,先后担任潭吉村村委会副主任、主任以及潭吉村党总支部书记。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集体经济是基础。作为土生土长的京族人以及村两委干部,陈家科深知村民们依靠捕捞维持生计的单一劳作方式亟须改变。
怎样才能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潭吉村的特色产业?陈家科和其他村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调研、参观学习、征集意见,将全村的发展目光聚集到了荒废多年的盐碱地上。
在争取到政府政策支持与资金帮扶后,潭吉村以“小块并大块”的方式流转开发盐碱地,并成功引进一批特色水产养殖项目,建成一大片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塘,使1000多名村民实现增收。
目前,潭吉村依托“合作社+基地+公司+养殖户”的发展模式,以引企入村、资源变资产,引民入社、农民变股东,引货出海、产品变商品等方式,广泛带动村民发展海水养殖,并提供看护、养殖、捕捞等就业岗位,帮助村民稳定就业,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2年,潭吉村集体经济收入41.39万元。
保护与传承海洋民族的特色文化
“夕阳染红天边,海鸥掠过晚霞,圆圆月亮浮出水面,渔火闪闪繁星点点……”海风吹拂,渔舟唱晚,京族民歌《打渔归来》悠悠传唱。作为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人民“出海能打渔,上岸歌不离”,500多年的渔猎生活孕育了京族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在潭吉村,每月逢农历初十、二十五,都会举行歌圩,村民们即兴对歌,人数少则几十,多则千余,京族民歌也被列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京族的传统文化历经几百年的传承和演变,其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需要关注与保护,充分挖掘、利用京族文化资源,加快发展京族文化产业。”陈家科说。
一直以来,陈家科高度关注京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积极建言献策,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在文化部门指导下,选任潭吉村的文化专管员,负责组织与管理村里的歌圩活动和各项文艺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陈家科的带领下,潭吉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建成歌圩舞台、文化宣传长廊、独弦琴传承基地等一批基本服务项目,成立文艺队、篮球队,积极参与各项文体活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逐步提高。
“过去既没有遮阳棚,也没有专门的舞台,我们需要自己出钱出力,条件非常简陋。”站在修建一新的歌圩舞台前,潭吉村老年协会会长黄永林说,“现在村里搭建了专门的舞台,还配备了桌椅和音响设备,非常方便,我们经常受邀去外地交流表演。”
争做学法守法普法带头人
在潭吉村工作多年,陈家科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在日常工作中,他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摸排工作,及时掌握民情民意,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对矛盾纠纷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化解。
作为东兴市人民法院的调解员,陈家科参与了多个案件的调解,帮助纠纷双方解开心结,化干戈为玉帛。“调解是化解矛盾、消除纷争、促进和谐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谁都不愿看到原本和睦的亲邻因为矛盾纠纷对簿公堂,把关系闹僵。”陈家科说。
今年9月,陈家科参与调解了一起因修建虾塘而引发的生命权纠纷,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案涉20万元赔偿款当场一次性给付到位。
张海是一名建筑工人,经他人介绍到潭吉村为村民李平修建虾塘。在施工期间,张海意外猝死。这份工作原先是李平交由李壮负责的,经转包到了张海手头,张海的家属遂向二人请求赔偿。因各方当事人在赔偿金额上产生较大分歧,多次协商无果,矛盾越来越激化。
“务工人员在工作中意外身亡,雇主一方有义务和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家属要求赔偿合情合理合法,但要求赔偿的数额过高,则不符合法律规定。”在调解中,陈家科将提前学习的法律法规,与为潭吉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咨询后的意见建议,耐心地向各方当事人一一释明,引导他们放下对抗情绪,心平气和地商量赔偿方案。
在法官、调解员以及司法所、综治中心工作人员的多次调解下,当事人逐步缩小意见分歧并达成一致,李平、李壮分别向张海的家属赔偿10万元并当场支付,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多次参与法院的调解工作,陈家科深知学习法律知识、提升法治素养的重要性,他积极邀请法院干警走进潭吉村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引导村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提高乡村法治化水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陈家科也提出建议:“希望法院继续推进法官下基层,到最基层的网格工作,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为基层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陈家科认为,法官下基层是法院开展“能动司法+诉源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他表示,作为法院的调解员,将始终坚持“法为上、理为先、和为贵”的理念,积极参与法院的调解工作,争做学法、守法、普法带头人,更好地服务法治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