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日益走低，去年直接降至1.54的历史新低，受此影响，德国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4%。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未来维系德国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优势就无从谈起。

张锐

德国经济频频拉响不祥的警报。两周前德国国债收益率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倒挂后，反映经济前景两个最重要期限的国债利率即2年期与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日前又发生30年来最大幅度的倒挂，表明德国经济正在朝着衰退的方向跌落。

美联储史诗级升息，欧元在美元面前疲弱不堪，欧元区所有国家皆因货币贬值而遭遇通货膨胀的袭扰与煎熬。数据显示，10月份德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10.4%，创出近50年的最高水平，也是2022年连续8个月CPI超过7%。除了货币贬值拉升通胀外，能源价格尤其是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构成了德国物价蹿升的最生猛推动之力。据欧洲输电系统运营商Tennet的数据，过去一年天然气价格的飙升已使德国的电网成本上升250%，同时能源价格的平均涨幅达到147%。按照德国央行的预估，未来12个月国内通胀率仍将维持在8%以上。

高通胀令近一半德国民众被迫削减生活开支并使12月的GfK德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低位，同时带给企业的灼伤也十分剧烈。除了电力等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侵蚀着企业利润外，德国全国范围内今年已经两次提高最低时薪，薪水从当初的9.82欧元上升至12欧元。不仅如此，为防止工人罢工，德国最大的工会IG Metall日前又推出了两年共两轮加薪8.5%的方案，覆盖到德国汽车、金属和电气行业390万名员工。对于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折射出的其实就是“工资—价格”螺旋的残酷事实。

一方面是融资条件的收紧，一方面是经营成本的上升，德国企业尤其是作为经济神经中枢的制造业由此受到的钳制与打击不言而喻。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德国制造业PMI初值和服务业PMI初值分别只有46.7和46.4，综合PMI初值为46.4，三项指标已经连续五个月显著低于50的荣枯线；另据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高达51.64%的公司表示价格飙升正在危及自己的生存，同时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德国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的破产数量在今年10月份同比增加了36%。

出于应对恶劣商业环境之所需，尤其是在德国切断了俄罗斯的煤炭、石油与天然气进口管道导致能源危机加速升级的倒逼之下，除申请破产之外，德国更多的企业选择了停产歇业或者迁址海外，德国由此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去工业化”挑战。按照德国工商大会的报告显示，国内逾四分之一化工企业、16%的汽车企业被迫减产，17%的汽车企业计划把部分生产迁至国外；同时德国工业联合会对近600家中小型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近十分之一的公司减少或中断了生产，四分之一的公司正在考虑或已经将部分生产和工作转移到国外。

值得关注的是，疫情之前接近5年的时间里，德国是全球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但由于企业的减产、停产、破产以及外迁引起的国内供给侧产能急剧萎缩，德国对外出口正在发生惊人的逆转。今年5月，德国出现30多年来的首次进出口逆差，贸易赤字高达10亿欧元，而且接下来的数月在经常项目盈余方面也未见实质性好转。更为要害的是，对外出口占到了德国GDP的50%，出口额的萎缩对经济构成的打击可见一斑。按照欧洲央行的预计，今年德国的GDP增速只有1.4%，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值更为悲观，指出德国今年的经济仅增长1.2%；不仅如此，德国联邦统计局预计，2023年本国经济将萎缩0.4%，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判断，明年德国GDP将下降0.6%，成为欧元区唯一一个负增长的国家。

无疑，随着欧洲央行连续大幅加息，德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逐渐得到缓解，而且德国政府也在做着持续性努力，包括准备实施耗资2000亿欧元的“能源盾牌”计划，其中1000亿欧元用于对中小企业与居民家庭的能源价格补贴，另外再投入830亿欧元用于设定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上限，为确保资金的来源稳定，德国政府计划对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公司征收高达33%的暴利税，同时对太阳能、海上风能和核能发电公司超过每兆瓦时130欧元的收入征收90%的暴利税。如此系列化举措有望延缓德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但必须看到，作为欧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疲软已持续近五年时间，接下来还将遇到更多带有长期性的问题与障碍。

首先是制造业的流失问题。制造业是德国经济的根基。在德国的GDP中，制造业占比达到23%，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中国。高度发达的制造业背后，人们看到了德国的汽车和汽车配件工业、电子电气工业、机械设备制造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等丛林般的支柱产业，也耳闻到了西门子、奔驰、宝马、拜耳、汉高等享誉全球的驰名品牌，但不得不承认，德国向世界输出高价值产品的能力却是建立在对外部廉价能源和初期产品尤其是俄罗斯进口能源基础之上的。别的不说，仅天然气进口方面，德国每年从俄罗斯的进口量就超500亿立方米，占本国天然气用量的50%，而且德国还是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最严重的国家。可如今，“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被毁，制造企业所必须的天然气断供，虽然德国政府正在积极寻找替代气源，但企业却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予耐心等待，大量制造业以“用脚投票”方式迁移到海外，德国制造业能力是否因此受到稀释以及会否对产品设计、工艺流程与供应链渠道等产业体系构成分裂与肢解还有待观察。

其次是能源安全保障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约55%的天然气、50%的煤炭和35%的石油来自俄罗斯。相对于煤炭与石油较容易找到替代来源，天然气进口替代对于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挑战。一方面，德国虽然可以从美国、中东、挪威以及北非买到天然气，但价格都是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两三倍以上，而且天然气价格又由市场决定，即使德国采取限价措施也无济于事，其他国家不可能按照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卖给德国，否则就是赔本买卖。另一方面，德国可以寻找到的天然气替代卖家所能提供的都是液化天然气(LNG)，不仅依靠海上大型船只运输，而且还需天然气接收站等基础设施，而问题是，德国既没有自己的LNG专用码头，更没有布局在国内的天然气接收站，只能借助西班牙、荷兰等国境内的天然气基础设施，需要支付的巨额成本对于德国经济来说犹如抽筋剥皮之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如果德国天然气供应问题得不到解决，2022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减少1.5%，2023年减少2.7%，到了2024年减少0.4%。对此，德国将希望寄托于能源转型之上，即未来10年德国计划实现80%可再生能源供电，能源转型的成效决定了能源安全的最终成果。

第三是劳动力供给的弹性问题。按照德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最新10年德国国内的岗位需求一直大于劳动力卖方市场，目前已经形成多达200万的职位空缺，并创出历史最高；同时，据德国联邦劳工局的数据，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潮所留下来的劳动力缺口，德国需要在未来几年每年吸引大约40万名工人。从行业来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筑业抑或服务业，目前德国失业人数和职业空缺比均高出1.2，但其国内的失业率长期稳定在5%左右，劳动力供给弹性非常之小。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德国人口平均年龄增至44.6岁，比30年前增加了5.3岁，人口整体老年化态势明显，并且德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22%，而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日益走低，去年直接降至1.54的历史新低，受此影响，德国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4%。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未来维系德国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优势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