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理小说作家约翰·迪克森·卡尔曾将推理小说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戏”，准确道出了这种小说类型背后的谜题和游戏属性。吴非的“互动推理小说”《胜者出局》和《地下游戏》正是将推理小说在游戏性的维度上展开了新的尝试和探索。读者在阅读这两本书时，不再是完全作为旁观者，而是需要自己动手，打电话、拼图、寻找线索，直至推理破案。由此，推理的过程与形式就从被动地“看”变成了主动地“玩”。

“互动性”的加入当然丰富了推理阅读的体验，但反过来，这种互动是否也会限制推理小说的故事表达，或者压抑推理小说作为小说的文学性面向，仍具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进一步来说，随着整个阅读方式的革命性改变，我们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加多元？游戏是否可以具有文学性？游戏如何具有文学性？这些问题也值得持续关注和思考。

从吴非的“推理游戏书”，到更早的“解谜书”，以及当下流行的桌游、剧本杀等，推理走向游戏构成了一股潮流。从吴非学生时代的经历可以了解到，早在BBS时代，推理迷们就在体验“版杀”“推理大赛”等。推理和游戏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

当然，推理小说也不仅仅限于游戏属性，它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也承担着作者自我表达乃至为社会发声的责任。从美国的“冷硬派”侦探小说，到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再到近些年中国东北文学中的“犯罪叙事”等，都具有某种严肃文学的品质和内核。以罪案推理的形式，回应某些社会议题，甚至是对人的记忆、自我等根本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比如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和保罗·奥斯特等人的作品）。如何在游戏与现实、推理与社会、读者与玩家、思想表达者与游戏设计师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位置，构成了我们理解今天推理小说作家作品光谱的一个有效的角度。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阅读推理小说的？

吴非：小学的时候。妈妈让我自己去书店里挑书，结果我就挑了推理小说。连她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介绍过这种类型。

南方周末：你那时候看的是哪些推理小说？

吴非：群众出版社出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还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那时候我也读了全集，封面很朴素的一套。

南方周末：那时候市面上最常见的《霍桑探案》应该也是群众出版社出的。后来你比较喜欢哪些推理小说作家和作品？

吴非：首先是高中时看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看完之后惊为天人，彻底被书中的逻辑所折服。上大学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去中国台湾交换的同学帮我带了一本岛田庄司的《斜屋犯罪》，还有另一位朋友买到了一本《占星术杀人魔法》，当时新星还没有引进这两本书。我之前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匪夷所思的推理小说，从此被岛田小说中的谜团、诗意和浪漫所打动。再接下来就是保罗·霍尔特的《第七重解答》，他小说情节的流畅和密度很吸引我。最后一个是藤原伊织，他笔下的人物不是传统的英雄人物，相反都是经常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平常人。读藤原伊织的时候也是我人生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他的作品非常有共鸣，尤其是他小说中人物对待世界、对待他人的态度和看法。

南方周末：那你是如何走上推理小说创作道路的？

吴非：我开始创作推理小说大概是在2002年左右，当时读本科二年级，在复旦BBS上聚集了一群推理爱好者，我们在上面有一个活动，叫“版杀”。形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剧本杀。“版杀”游戏中有一个“法官”角色，也就是整个游戏剧本的创作者，其他玩家各自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身份，然后“法官”围绕这些身份编一个故事；“法官”会每天发布一段剧情，其他玩家根据剧情进行推理，每天投出一名嫌疑人，将其淘汰出局；在游戏过程中，“法官”每天给出的线索，既不能太明显，让大家一下子就猜中凶手是谁，也不能故意把线索引向错误的地方。

我一共担任过两次“法官”，第一次是在2003年的7月，我创作的“版杀”故事叫《灵魂侦探》。

南方周末：相当于已经开始尝试创作具有游戏性质的推理小说了。

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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