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日前，教育部对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在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登记中，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进一步规范报名信息采集。全面清理取消学前教育经历、计划生育证明、超过正常入学年龄证明等无谓证明材料。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不得利用各类App、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

要切实保障每个适龄孩子的平等受教育权，就必须做到“有教无类”，取消不合理的入学门槛，以免为适龄孩子入学制造人为障碍。而且，教育起点公平要强调，教育过程公平同样值得重视，每个学校都要平等对待每个入学学生，不能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务情况而区别对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但从现实来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设置入学门槛的情况，提出“五证”“六证”要求，比如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证明、适龄儿童父母或监护人有效居（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办理的无违法生育证明等。办理并凑齐这些证件，不仅为受教育学生的家庭增加了不少负担，而且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将一些适龄孩子挡在校门外的结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清理不合理、不必要的证明材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过，仅有一纸规定，或难以实现对无谓证明要求的全面清除。一些地方设置入学门槛，尤其是针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也有一些“现实考量”。即义务教育资源保障以当地政府为主，降低入学门槛的结果，自然是更多随迁子女入学，而这将增加本地财政支出。但是，这与国家教育公共政策的精神有所抵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这是保障随迁子女城市平等受教育权的重要举措，而这一举措的落实，则受制于当前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中的教师薪酬部分，仍主要由县市财政保障，生均公用经费则由省级财政与中央财政分担。保障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又不增加流入地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适宜的办法是“经费随学生（学籍）走”。根据目前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生均公用经费在省域内流动没有问题，但跨省流动就存在一定障碍，省级财政承担部分难以流出，中央财政承担部分可以直接划拨；而教师薪酬作为教育经费中占据大头的教育支出，则要由流入地政府承担。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强化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资源的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禁止收集学生的家庭经济、父母职务信息，则涉及如何推进教育过程公平。当前，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要求公办、民办同步，在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实行电脑摇号录取。因此，在入学阶段，不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不可能按家庭经济与父母职务情况“选生源”。

收集这些信息，本是为了让教育部门及学校据此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与帮扶，然而现实却演变为一些学校老师掌握学生基本信息后“看人下菜碟”“嫌贫爱富”，引发家长对此类信息收集行为的质疑。若学校和老师对这些家庭基本信息不了解，又有可能导致教育和学生管理的疏忽，比如对贫困家庭孩子没能实施及时帮扶等。因此，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是不是要收集、掌握学生家庭信息，而在于怎么使用这些信息、服务的目的以及家长能否实施有效监督。

就此而言，做到“有教无类”，给孩子公平的教育起点和平等的教育过程体验，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和教育家办学理念的回归。推动义务教育资源保障机制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营造教育家办学的环境，让每个孩子能上学，更能上好学，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作者：艾萍娇，系教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