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文化，始于1644年威尔金斯和波义耳等人在牛津组建的“无形学院”，以及1660年组建英国皇家学会时以科技知识重建伊甸园的蓝图。

当代的科学文化，就源自这群科学家既求真，也求善，并将其合二为一的希望。就像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愈多，则我们离上帝愈近而非愈远。”波义耳把世界比作教堂，把自然哲学家比作牧师，认定自然哲学家要探索自然以颂扬上帝。牛顿则殷切希望，自然哲学臻于完善的同时，道德哲学得以拓展。

科学史家默顿认为，在17世纪的英国社会，清教伦理连同培根功利主义原则为科学发展构造了适宜的文化氛围、确立了目标。

科学文化最终溢出小圈子，流向大社会，以其鲜明的精神气质，洗涤传统的宗教神学文化，深刻影响了西方思想和全人类。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不但是新科学诞生的标志，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起点。

当近代科学进一步成长，当波义耳、牛顿自然哲学背后的神学世界图景蜕变为世俗世界图景，实验哲学转变为科学。科学不但改造着人类的精神生活，而且通过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

但是，超出科学文化早期倡导者设想的是，培根的科学—社会协同发展乌托邦并没有完整地实现。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表现为十足的扩张进程，它给西方社会带来财富和世界统治权，却给非欧社会带来贫穷和奴役；但这样的结果偏离了培根的乌托邦理想，更谈不上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西方社会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摘取出来当作口号来用，将科学当作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来用，将科学文化早期倡导者所设定的培根科学—社会发展图式及价值论再次翻转，让卢梭所预言的“科学技术加重人与人之不平等”变为现实，将欧洲帝国公民的“自由、民主”建立在非洲、美洲、亚洲人民的不自由、不民主之上。

二战结束后，后现代论者从负面角度解说科学，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弊病——帝国殖民、生态环境污染、道德沦丧、世界大战——说成是现代科学的结果；甚至有激进者认定，现代科学纯粹是“求力的科学”，培根、牛顿是罪人。由此激发了公众的反科学、反理性情绪，也让科学家群体和理性主义者质疑后现代学术，加重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

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对峙。

近代科学在其诞生之期并非与同时代的人文水火不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只发生于现代化进程开启以后。

后现代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人类理性的成长是人类走出蒙昧时代的关键。即使是在今天，科学文化仍然促进了人类文化升华和人类社会发展。哲学家罗素曾说：“理性或许是一种微薄的力量，但它是持续的，并且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努力。而非理性的力量则总是在无益的倾轧中相互毁灭。因此，非理性的每一次泛滥，最终都增强理性之友的力量，并且再次表明理性才是人类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从总体上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基线，使地球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从公元零年的约1.5亿到今天的78亿，这难道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科学技术之善？

并不是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时代，科学与人文都会对立。科学凝聚着人在自然探索方面的思想、行动与成果，本身即是一种人文。人生观问题探讨不是人文学者的专利，也与科学有关。

科学—人文、自然—道德、理性—信仰本来是关系密切的，有两个时代值得回顾。

其一，约2500年前，希腊人在整合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波斯文明思想成就的基础上，首先发展出了成体系的、遵循相同认识规则和标准的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因之，如何处理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问题成为希腊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强调人类善恶价值判断须以“知”为前提。柏拉图继承毕达哥拉斯教派灵魂洁净说（毕达哥拉斯教派追求永生教义，认为仅靠素食节欲洁净身体是不够的，还需通过学习数学来洁净灵魂），以数学作为灵魂洁净的手段，在其学园门口树起“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还在其《蒂迈欧篇》开头花很大篇幅讲述发达的大西岛文明因地震而沉没于海底的故事，提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声言“合乎理性的生活对人而言就是神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八节），声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声言自己的修辞学与智者的修辞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自己依托真理而智者依托诡辩。希腊三哲在思想上一脉相承，均将理性视为通向德行的根本路径。在此，我们不妨以“由真鉴善”来概括希腊先哲所主张的这种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关系论以及理性—德行价值论。

其二，经院哲学确立数百年后，新艺术、新宗教与新科学接踵而至，表明人类知识王国因人类思想与物质成就的再次汇聚而发生新的整合与创新。培根、波义耳和牛顿等人作为16、17世纪新科学的倡导者与奠基者，视新科学为通向培根“第三自然”（人工伊甸园）的基础，恰恰是对希腊先哲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关系之看法的重申。

我们回顾历史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发展与道德发展之间终归不能说是截然两分的。在割裂求真与求善、割裂科学与人文的前提下考察或处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或者仅仅考虑求善而无视求真，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我们应该一再指出：理想形态的科学是融求真与求善于一体的科学，理想形态的科学文化是恪守由真鉴善之科学价值论传统的理性文化。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学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