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之《夔府书怀四十韵》末句“凡百慎交绥”，自宋人郭知达始，古今注说多据晋代杜预对《左传·文公十二年》“乃皆出战，交绥”句的注解“古名退军为绥”（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认为此句表达的是诗人希望诸将奋力进攻而不可轻言退兵之意。近来有同志提出“交绥”即“交战”，“慎交绥”实为“慎交战”，杜句应解作“希冀朝廷谨慎用兵、尽快消弭兵灾的意愿”，体现出杜甫“一向的反战情绪”。（郝润华《杜诗“凡百慎交绥”意蕴索解》）据字词本义，全诗意脉以及杜甫后期身处之时局，这个新解不能成立。

按，绥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车中靶。”清人段玉裁注云：“靶者，辔也，辔在车前，而绥则系于车中，御者执以授登车者，故别之曰车中靶也。”段氏复引《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句周生烈所作“正立执绥，所以为安”之注，引申“绥”为“凡安之称”，进而补许慎所谓“绥”字乃“从丝，妥声”曰：“毛公曰：‘妥，安坐也。’绥以妥会意，即以妥形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绥”字从求安的本义，演化为后来的通“退”，其间逻辑，唐代孔颖达有过很好的疏解，孔氏疏“绥”云：“绥必是退军之名。绥训为安，盖兵书务在进取，耻言其退，以安行即为大罪，故以绥为名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意即“绥”本作“安”解，因兵书讳言“撤退”，故以“绥”通“退”。

论者或举旧史及诗文文献中多处语例以证“交绥”为“交战”意者，然而一方面有些语例存在明显误读，如陈师道“旧好无新功，终年此交绥。未须坚百战，当即建降旗”（《赠赵奉议》）、刘克庄“君豪频挑战，吾老怯交绥”（《题蔡烓主簿诗卷》）诸句中的“交绥”，显然即只能作“交退”而非“交战”解。更重要的是，文献中出现“交绥”者，往往是与“退”“覆”“败”联系在一起，如《梁书·武帝纪上》“公治兵外讨，卷甲长鹜，接距交绥，电激风扫，摧坚覆锐，咽水涂原，执俘象魏，献馘海渚，焚庐毁帐，号哭言归”一段，描写的就是一场败仗的发生，所谓“接距交绥”，指的是对方和我军接距即交绥（溃败），这里的“接距”与“交绥”，是因果连接而非并列关系。再如唐人杜牧《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中“健兵倅马，不可当锋。虽李广材能，充国沉勇，但能闭垒，岂敢交绥”数句，杜牧此文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三州七关收复后，此处的“但能壁垒，岂敢交绥”，正是对前引《左传》原典的剪裁化用。按“交绥”出现在《左传》中，是缘于一场秦晋战事，当时晋人臾骈根据秦军之不耐久战，向主帅贡献“请深垒固军以待之”的战术，而投降秦国的士会则建议利用晋将穿（赵之侧室）“不在军事，好勇而狂”的弱点诱使其出，后来晋军果因穿之冒进而败退。明乎此，可知杜牧实际上是肯定唐军面对对手（吐蕃）的长期军事优势，选择的是坚守以待其师老无功的正确策略，而不是冒险出战以致“交绥而退”。这也与其后对唐宣宗之“今陛下用仁义为干戈，以恩信为疆场，所求必至，有斗必先，不遗一矢，不顿一刃，洗八圣旰食之恨，雪百年亡地之羞”的赞语相照应，更与杜牧所拥护的晚唐牛党在边疆上反对用兵，一意绥靖的主张相合辙。设若将“交绥”理解为“交战”，则即意味杜牧这里是斥讽我军怯战，在《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这样正式庄重的文章场合，杜牧绝无可能如此“孟浪”。

通览《夔府书怀四十韵》本诗，也完全看不出“凡百慎交绥”句有劝谏诸将求和避战之意。此诗以“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开篇，起首即标明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而诗人的态度即为“扬镳惊主辱，拔剑拨年衰”，这是明显的以踔厉奋发自励。诗中言“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就是在给当朝君臣树立起一个进取有为的政治榜样，而贞观政治的实现是以文臣敢谏、武将善战为基础的。同样，“凡百慎交绥”句之前的“南宫载勋业”一句，涉及东汉开国的二十八名臣（后来杜甫《谒先主庙》诗中有“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之句，所谓“耿邓”，即从汉光武帝起兵的耿弇、邓禹）事迹，也无非进一步以前代历史上积极进取的杰出典型来激励当朝将相积极建功立业，不可尸位素餐。所以清人仇兆鳌解《夔府书怀四十韵》最后八句云：“深期济世之人……前曰‘总戎存大体’，惜其遗患于诸镇；此曰‘凡百慎交绥’，冀其敌忾于外夷……南宫事业，望之当事大臣，勿谓交绥而退可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可谓深得杜旨。

将“凡百慎交绥”强解为“谨慎用兵”（实质就是反对用兵），除了由于对基本字词训释和诗意理解的偏差外，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确看待杜甫辩证的战争观，换言之是将杜甫所乐见之勇武振作与杜甫所深非的穷兵黩武相混。杜甫的确反对不义之战。玄宗统治后期的大开边衅，杜甫不仅当时即能在一片狂热之中高喊出“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的警世先声，时过境迁之后，他还充满遗憾地追议：“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二）至于以悲悯之心沉痛展示战乱之苦的诗句，就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杜甫有“一向的反战情绪”，显然与实际不符。杜甫对战争的残酷与危害是了然的，正因如此，他又深知很多时候非以战而不能止战的道理。在面对安史之乱、吐蕃陷京和西南军阀骚动这三次较为严峻的军事危机时，杜甫皆作如是观，而绝不是一味调和妥协。

安史之乱发生之时，在京洛一带的士人特别是陷贼者群体中，确实产生过类如后来抗战时期有些人鼓吹的“曲线救国”论调的投降主张与实践，但杜甫不仅自身不愿屈身事逆，而且在局势尚未明朗甚至出现像九节度相州惨败这样的重大反复之际，依然坚持与贼作战之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的“三吏”“三别”，旧说多认为题旨是伤悼战乱与悯怀百姓，但是这种伤悼悯怀，绝不会导致杜甫连支持伐叛战争的态度也会放弃。《新安吏》的最后十二句一再劝慰被迫应征的年轻壮丁，让他放心从军，其关键性的理由就是诗人认为当时王朝所进行的是一场以顺讨逆的正义战争，“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在杜甫看来，作为王朝子民，投身于此乃至付出牺牲是为义不容辞，尽管这一认识不免有历史局限，但体现出杜甫面对叛乱势力的坚决抵制态度。同样，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的吐蕃攻陷长安事件以及其后两年的西疆边防危机，也一度震动天下。史载吐蕃陷京时，“（代宗）出幸陕州，（长安）官吏藏窜，六军逃散”（《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此时远在西南边隅的杜甫，一方面揪心于长安周围的“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伤春五首》其三），沉痛发出“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岁暮》）的责问，另一方面又激励西川主帅严武能在南线给吐蕃以牵制，“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体现在其中的主战态度都是显豁的。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由于严武的早逝，蜀中发生崔旰之乱，并牵连到山南一带，朝廷对此一意姑息，受命前往平乱的杜鸿渐唯知抚绥，而各地藩镇亦观望迁延，甚至诈降实叛，对此杜甫深以为非。其意在《夔府书怀四十韵》《往在》《壮游》《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等一时之作中反复申说，历来注杜者多有发覆。如卢世傕解“前者厌羯胡，后来遭犬戎。俎豆腐膻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西极，申命空山东？尽驱诣阙下，士庶塞关中”（《往在》）云：“时藩镇不能赴援，故言安得自西徂东，布昭王命，使主将率民入关，以敌忾乎？”（《杜诗详注》引）黄生则评《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云：“时诸将连兵讨崔旰，胜负未决，杜鸿渐以节度使让旰，而使诸将各罢兵。公盖深愤此事，故于诗中吐露之曰……夫旰罪当诛，势必藉兵，今乃与诸将同拜朝命，功罪不明……必杀崔旰，愤始摅矣。”（同前引）如果取其与后来《诸将五首》诗中“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等句对读，可知杜甫在各种有害王朝安宁的内外危机临近之时，从来都力主奋进出击，坚决反对行苟安逃避之计，“凡百慎交绥”一句，意正在此。杜甫对于战争的态度，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概而论，难免有失。

（作者：王树森，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