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这一备受争议的法案正式成为法律，其中美国能源政策的大幅调整引发广泛关注。法案以激进的政策调整，将美国能源战略重新锚定在传统化石能源上，同时对清洁能源产业施以重锤。这一法案不仅重塑美国能源格局，也将决定美国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能源技术开发路径，更将对全球能源市场、气候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大而美”法案的能源政策取向非常鲜明。法案中的能源与气候政策通过系统性倾斜传统化石能源、压制清洁能源，构建起一套与全球绿色转型背道而驰的政策体系。在传统化石能源领域，法案大规模新增联邦煤炭开采用地，大幅削减在联邦土地开采油气的特许权使用费，同时推迟对泄漏甲烷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征收高额罚款的期限，并降低了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税收优惠，允许冶金煤享受部分生产税减免。在清洁能源领域，法案提前7年终止电动汽车税收抵免，并在2027年后全面取消风能和太阳能的投资与生产税收减免。据测算，此举将导致美国4500个清洁能源项目停滞，2030年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缩减72%。尽管法案保留了核能、地热能的部分税收优惠，但附加了限制条款，使得这些优惠很难实际落地。

其次，“大而美”法案涉及的能源政策调整并非偶然，而是特朗普政府政治理念、产业利益与现实能源需求交织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与奥巴马政府“清洁能源转型”、拜登政府“2050净零排放”等目标不同，特朗普政府将传统能源视为“美国力量的象征”，大力削弱风能、太阳能。另一方面，美国有制造业回流的现实需求。美国试图通过低成本能源吸引制造业回流，而钢铁、化工等重工业对煤炭、天然气的依赖度极高。法案通过压低传统能源成本，例如削减特许权使用费，为本土制造业创造“能源红利”。同时，随着美国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算力爆发可能带来电力缺口。当下，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的算力需求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特朗普政府认为，传统能源可“快速填补缺口”，却忽视了天然汽轮机订单已积压至2028年、煤炭电厂建设周期长达5年的现实，这本质上是谋求短期利益牺牲长期电力安全。

再次，“大而美”法案显示，美国能源政策将会给全球带来深层次影响，其外溢效应正沿着能源贸易与气候合作两条路径冲击全球体系。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美国的“油气增产”政策引发连锁反应。作为全球最大油气生产国，美国新增供应可能使国际油价在未来3年下跌15%至20%，这将直接冲击沙特、俄罗斯等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体。而在清洁能源市场，美国的主动退缩将可能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多产业发展的“真空地带”。

在气候治理层面，法案堪称“灾难性倒退”。美国当前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15%，历史累计排放占比达25%，其政策转向意味着全球减排承诺的“总盘子”缩水10%以上。气候智库机构建模显示，法案将导致美国碳排放“大幅增加”，电力行业将“以天然气和煤炭的混合能源取代清洁能源”。更危险的是，阿根廷、匈牙利等国已表态“将重新评估减排目标”，这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警告，若美国排放量按法案趋势增长，全球温升控制在1.5℃的目标将再无可能实现，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到2050年可能突破每年2万亿美元。有美媒评价称，尽管参议院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对风能和太阳能征收消费税的提案，但最终法案仍对可再生能源造成重大打击。

面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剧烈调整，中国既需应对短期冲击，更要把握长期布局的主动权。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可能加剧中国进口成本的不确定性，美国新增供应若引发价格暴跌，可能打乱中国新能源替代节奏。二是美国试图通过“排除中国组件”条款构建技术壁垒。近期已有十多个中企赴美光伏项目因“国家安全审查”搁浅，此类贸易保护措施可能蔓延至储能、氢能等领域。

在市场层面，美国清洁能源退潮为中国企业创造空间，中国电动汽车和光伏企业有望填补美国本土和全球产能缺口，法案虽试图限制“中国制造”，但短期内难以改变供应链格局。在规则层面，中国可依托《巴黎协定》框架，联合欧盟、东盟推进并提升气候治理效能。同时，中国在算力和电力两方面的协同领域优势可以更为明显地发挥出来。例如，中国水电站“零碳”数据中心建设以及“西数东算”等成熟经验模式，可为全球提供低碳算力解决方案。当前中国数据中心单位算力能耗较美国低18%，这一优势在全球算力竞争中愈发凸显。

“大而美”法案不仅重塑了美国国内的能源发展路径，也将对全球能源产业布局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美国在传统能源上的再度发力以及对清洁能源政策的削减是一种发展路线的调整，但其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将会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