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更是全球格局博弈的重要筹码。核电作为清洁、高效的战略能源，承载着各国保障能源供给、实现绿色发展的期待，而中国核电的发展之路，更是一段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自主创新传奇。

当下，中东局势风云变幻，能源安全话题再度升温，让人们更加关注核电这一关键能源领域。波涛汹涌中，为什么中国的核事业能从白手起家到如今行稳致远、走向世界？在东方卫视3月2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与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院长王振清，围绕中国核电的奋斗历程、技术突破与世界影响，展开了深入对话与探讨。

《这就是中国》第324期

何婕：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这段时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打伊朗，引发了大家对中东局势的高度关注，更让大家开始关注能源安全的话题。而在能源版图当中，我们知道核电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说到中国核电，可以说从白手起家到走向世界，走出了一条完全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道路，其中有非常多的精彩故事。

很多人可能因为对核电不了解，觉得它很神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特地请到了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的王振清院长，来为大家讲述中国核电的发展道路，欢迎王院长。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我们把演讲的时间交给王院长，稍后我们开启现场的讨论。

王振清演讲

王振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段关于中国核工业人自力更生、逐梦前行的奋斗故事。从杭州湾北岸的秦山脚下，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异国他乡，中国核电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一张白纸到走向世界的跨越，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把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带给了全球。

故事的起点还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在党的战略决策部署指引下，我国实施了“728工程”，开启了自主发展核电的伟大探索。秦山核电应运而生，成为承载国家能源安全梦想的重要载体。在秦山核电的科技馆有一座石英挂钟，指针停留在1991年12月15日0点15分，就是在这个深夜，秦山核电站主控室里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核电站成功并网，发出第一度核电。这一刻我国成为世界上第7个能自行研发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秦山核电也被国家领导人誉为“国之光荣”。

秦山核电站科技馆内的“中国大陆第一度核电”国家核安全局

可谁能想到，这份荣光的背后是无数核工业人“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求索。1985年秦山核电开工时，我们面临的是“三无”的困境：无技术经验、无设备基础、无管理体系，再加上国际社会的技术封锁，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秦山核电的第一任厂长于洪福老同志回忆道，那几年遇到的困难数都数不清，但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

最让人揪心的是阻尼器事件。秦山一期所需的阻尼器原本已经和美国签订了合同，付清了货款，可就在启运前，美方突然以涉及敏感设备为由扣留了货物。这就像一场攻坚战被掐断了补给，工程随时可能停滞。紧急关头，技术团队拍板：别人不给，我们就自己造。大家通宵达旦地翻阅资料，反复地实验论证，没过多久就拿出了合格的设计图纸，在国内成功制造出符合要求的阻尼器，突破了这道技术封锁。

这样的自主攻关故事在秦山建设史上还有很多，在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程上还有很多。秦山核电站有200多个主辅系统，2.4万台（件）的设备，有160多公里的各类管线，有1100多公里的电缆。每一个零件的国产突破，每一公里管线的铺设调试，都凝聚着核工业人的智慧和汗水。正如时任秦山核电总经理尚宪和所说，每一个零件上都镌刻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原生基因。正是这份基因，让中国核电在白手起家的困境中站稳了脚跟，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

秦山核电站外景中国核电网

秦山不仅是中国核电的“摇篮”，更是一所培养人才的“东方课堂”。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大陆首批的35名被誉为“黄金人”的核电操纵员。他们从零起步掌握反应堆的运营技术，后来大多成长为核电领域的高管和专家。

2021年秦山核电一期工程获准延长运行20年，这不仅延长了机组的运行时间，更彰显了中国核电技术安全可靠的底气。截至2025年底，秦山核电9台机组已累计安全发电9100亿千瓦时以上，为长三角地区的能源供应和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电力支撑。截至目前的发电量，相当于2025年上海市全社会用电量的5倍左右。

从秦山起步，中国核电开启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局部“领跑”的跨越之旅。如果说秦山核电解决了中国核电的有无问题，那么“华龙一号”的诞生，则标志着我国核电技术迈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作为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代表，“华龙一号”的自主创新是中国核工业人30年磨一剑的坚守。

“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邢继至今记得，20世纪80年代参与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让他刻骨铭心。引进技术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2011年福岛核事故以后，国际核电安全标准大幅提高，中国的研究团队没有退缩，转而投入更高安全标准的核电技术研发，最终打造出全面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的“华龙一号”，实现了中国核电从“追赶”到“引领”的发展。

“华龙一号”独创的双层安全壳能抵御9级地震和大飞机的撞击，“能动+非能动”的双重安全系统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靠自然力保证安全停堆。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177堆芯”，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芯”，60年的设计寿命，单台机组每年能减少816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背后是2044项标准构建的完整体系，是700多项国内专利、65项国际专利和125项软件著作权的硬核支撑，更是75家高校科研机构、5400多家设备厂商、近20万人协同攻关的“举国力量”，充分彰显了我国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2021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号机组投运，标志着中国核电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截至2025年底，全球核准在建的“华龙一号”机组总台数达到了41台，成为全球在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技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

2025年5月14日拍摄的“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福清核电5、6号机组外景（无人机照片）。

中国核电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走向世界的探索。早在1991年，秦山核电站成功并网的第16天，我国就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合作建造核电站的协议。恰希玛核电项目成为中国走出去的第一张“名片”。2017年恰希玛核电4台机组全面建成投产，装机容量超过130万千瓦，极大缓解了巴基斯坦的电力紧张困境。巴基斯坦《黎明报》编辑扎因·西迪基曾动情地说：“有了核电后，我们国家每天停电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感谢中国。”这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是对中国核电技术的认可，更是对中巴友谊的见证。

“华龙一号”海外首个工程——巴基斯坦卡拉奇K-2/K-3核电项目，已于2021年和2022年并网发电，成功让我们国家的“国家名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绽放光彩。更值得骄傲的是，该项目创造了国际三代核电海外首堆最短工期纪录，还荣获了“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最佳实践案例殊荣。

2023年2月，巴基斯坦举办卡拉奇核电站3号机组(K-3)落成

如今中国核电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从铀资源勘查采冶到核燃料组件加工，从设备制造到工程建设，从运行管理到退役处置，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自主可控。截至2025年底，我国运行核电机组达到59台，装机容量超过6100万千瓦，跻身世界前列；核准在建在运的核电机组累计达到112台，规模全球第一。这些核电机组每年发出的清洁电力，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

中国核电的稳步发展，始终沿着清晰的战略路径前行。1983年我国明确提出了热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反应堆、聚变堆核能发展“三步走”战略，在行业内叫作“热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发展战略，核心是解决核能可持续发展和核燃料长期安全供应问题，为我国核电事业指明了方向。其中热堆是百年尺度能源，以“华龙一号”为代表的机型规模化、批量化发展，成为当前我国核电主力；快堆是千年尺度能源，可将铀资源利用率提高60倍以上，推动核燃料闭式循环；聚变堆是万年尺度的能源，以其资源丰富、环境友好、固有安全，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未来的理想能源。

40余年的实践中，秦山核电的自主探索、“华龙一号”的技术突破、聚变技术的研发，都是践行这一战略的具体举措。从秦山脚下的第一度核电，到走向世界的中国核电；从被技术封锁的艰难求索，到自主创新的自信自强；从白手起家的艰辛创业，到走向世界的责任担当，中国核电的发展历程，正是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核工业人用奋斗书写的华章正在继续，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脚步从未停歇。相信在未来，中国核电将以更安全、更高效、更清洁、更智能的姿态，为全球能源发展和碳中和贡献更多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王院长带着大家了解了中国核电发展的故事。我们知道在整个能源体系当中，油气资源大家比较熟悉，但其实风电、水电、核电都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您刚才一方面介绍了核电的作用，一方面带着大家了解了中国核电走过的路。咱们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谋划我们要用好核电，可是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前瞻眼光？

张维为：前面王院长演讲中提到“728工程”，也就是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做了这个决定。当时上海非常缺电，上海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占整个GDP的比重相当高，所以要确保上海有足够的电源，方案就定下来了，自力更生进行研究，总体上进展不是很快。

其中1985年是个关键的一年，我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历史见证者。为什么？前面王院长谈到秦山核电站是1985年3月开工的，7月份我当时作为翻译陪我们当时的副总理李鹏，他主管工业和电力，去美国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这个文件还是挺重要的。双方谈了很久，到最后一刻签之前那天晚上，李鹏的发言稿是事先在国内准备好的，李鹏觉得那个稿子不行，因为到最后还有修改。他说我自己来修改一下发言稿，实际上他自己重新写了一个稿子，完全自己写的，那个复印件我现在还有，就在一页A4纸上直接写的。大意是终于达成了协议，大家都很高兴，双方要加强合作等。我还陪李鹏参观了芝加哥附近的一个核电站，设备是西屋公司的。

80年代末，建设中的秦山核电站中国核电网

何婕：张老师刚才分享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核能在发展的时候跟外部寻求合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再回过来看，你看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就有这样的谋划，到1985年才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当中这个十几年恰恰也证明我们核电开始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很辛苦的。

王振清：核能的发展，因为它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做支撑的。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2月8日决定要做“728工程”，这是我们国家走和平利用核能的第一步。因为核能是一个多学科、多工业门类集成的产品，通过推动核电的发展，能显著地带动我们国家的研发设计和装备制造能力，实际上也是推动我们国家整个工业体系高端化发展的一个路子。后面从整体发展路径上看，我们国家实际上一直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健的发展节奏。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节点，我们叫作“回龙观会议”。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确定了热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反应堆和聚变堆的，我们叫做“热堆、快堆、聚变堆”的“核能三步走”战略。国家有一个整体的大盘子的考虑，把和平利用核能放在国家能源安全的视角下来深入地推动，显示出我们国家在核能发展的整体布局和长远战略思考。

何婕：您刚才说到“回龙观会议”，是不是当时定下来的核能发展三步走，我们实践当中现在就是这么三步走的？

王振清：是的，我们整体的国家战略按照这个节奏来推进。

何婕：也就是说这个三步走基本上指导了未来几十年往下走的方式，也展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战略规划能力。

王振清：秦山一期核电站当初在建设“728工程”的时候，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保上海的供电。后来经过厂址的比选，放在了浙江的嘉兴海盐。随后建设了秦山二期的4台65万千瓦完全国产化的发电机组，这些机组将近50%的电全部供往上海。实际上我们在电力紧张期间，怎么样维持核电的稳发、满发和高发，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何婕：可以说是默默地发挥了作用，就像您说的整个能源安全体系，它是由很多电的来源构成的，每个不同的电都在里头发挥着作用。听王院长讲故事，大家可能心头会非常激动。这个真的像很多中国一穷二白、白手起家发展的领域一样，都是一开始我们努力地“跟跑”，而且甚至很多核心技术都被外国卡着脖子，但是我们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路走过来，最后从“并跑”到“领跑”，好像都是这样的故事。

张维为：我们现在大概每年去一次德国，有一次我们和他们的工程师座谈，真是很有感触。他们说现在德国没有什么工程可以做了，所有工程都在中国。我说你们组织起来，到中国去吧。你看德国整个的电力政策是绿党主导的，搞清洁能源，先是把煤电废掉，把最先进的煤电厂炸掉，然后核电也废掉，现在出现能源的大量短缺。德国工厂大规模地出走，相当一部分来中国，也有一部分去美国。但我想去美国最终也得来中国，因为它们不太了解，美国电力也是不够的。

何婕：政治上的不理性和不成熟，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是最大的。在和平利用核能的过程中，很多国家的政策会摇摆，甚至会后退，会自毁长城。为什么咱们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想法，从一开始就那么清醒而坚定？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动摇过，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王振清：因为我不是决策层，我们是从一个研究院的角度来反向地认识国家的政策，有这么几点体会：

第一，任何一个国家和平利用核能，都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发展核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因为发展核能需要完整的工业体系配套，特别是自主发展核能。第二，需要建立庞大的人才体系。第三，需要整体配套的方方面面的支持，包括公众环境。

实际上，我们国家定下来要发展核能的“三步走”战略，发挥了我们国家民主集中制的这种体制优势。我们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核能发展的技术路线，报给国务院以后，确定成我们国家三步走的整体发展战略。显示出在民主集中制这种体系下，我们为国家提供的一些政策技术建议被中央采纳，作为国策来推进。另外，国家在确定发展核能的大背景下，推动了我们整个装备制造的一个整体发展。因为刚才我在演讲的时候也介绍到，我们整个秦山一期只有30多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但实际上涉及到了多家配套的设备厂商，带动了我们技术装备的一个整体升级。

何婕：能不能简单地给大家科普一下，它应该要涵盖哪些门类、哪些领域？

王振清：从我们整个核能发展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是机械装备。机械装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对一些材料有特殊的要求，包括我们的热轧、冷轧这些基础钢材料。第二就是对电气装备，包括发电机、断路器这些很重要的装备。第三是电线电缆，第四就是电力控制设备，比如说我们整个反应堆控制的这些设备。

还有一些基础的方面，包括我们的土建工艺，还有我们的一些基础钢材。核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将会取决于它的能量密度的提高和整个安全性的提升，所以我们在基础研发领域，实际上也在做大量的叫“根技术”的研发，保证整个体系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整体工业实力的体现。

张维为：我就补充一点，为什么中国的决策比较靠谱？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一是政治家治国，政治家治国一定是走一步看三步看五步的，都是有一定眼光的。二是工程师治国，就是中国官员中工程师比例是世界最高的。美国是律师治国，德国后来变成“绿党”治国，运动员治国什么都有。

我不排斥任何专业都可能出人才，但是我觉得中国无论是政治家治国、工程师治国，你看我们老一代人都是打仗出身的，但是思维方法和工程师思维是高度一致，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问题在哪里，找出原因一二三，怎么解决它，就是这样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包括我们现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去年我们做什么承诺，一二三四五，哪些完成了，哪些还要改进。和美国国会每年发布的《国情咨文报告》相比，他那个就是空话连篇，然后一半议员站起来鼓掌，一半议员喝倒彩，就是在表演。我们是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每一行字都涉及数千万人，报告的含金量非常高。我们是一个高度务实、实事求是的国家。

王振清：我们实际上做很多事情，在论证的时候就非常严谨。如果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一定会用一种比较稳妥的方案定下来。但是一旦定下来，我们就坚定不移地往前走，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总书记讲“钉钉子精神”，对吧“一锤接着一锤敲”。实际上我们的核工业发展历程，也是在践行总书记的这样一种理念，贯彻国家整体的能源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来稳定推动我们核能的发展。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是总书记要求，就是核能的发展必须要安全。所以我们要保证怎么样用更新的技术、更可靠的经验反馈和更稳定地运行，包括运用一些新的智能化手段，推动整体核电安全性的提高，为我们的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一个更可靠的支撑。

何婕：刚才您说到核电的安全，确实大家对核电安全也非常关注。你看，远有切尔诺贝利，近有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福岛核电站泄漏，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每次有这样的事件时，人们可能都会开始怀疑核电到底安不安全。所以你也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咱们中国的核电，我们在追求安全这一块上做了哪些事儿？

王振清：谈核电就离不开安全这个问题。在发生这些事故之后，实际上从一个侧面也推动了我们国家整体的核能技术的进步。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3·11”地震发生以后，大概在4天的时间，国务院就启动了对整个现行核电技术的全国大检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如何保证核电技术的万无一失。

结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是张教授刚才讲到的IAEA一些反馈报告，我们在国内也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实际上在“3·11”地震之后，我们每台机组大概要投入3-4亿人民币来进行整体安全性的提升和技术的改进。“华龙一号”的研发，就是我们的三代核电技术的研发，用了一些新的手段，包括一些防恐袭的手段，包括在丧失了外部电源情况下的自然停堆状态，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还有一个请大家放心的就是，为什么核电在初始投资阶段都比较大？两台10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大概整个造价在480亿-500亿人民币。实际上这里面大量的投资都集中到了安全领域，包括安全设施的系统冗余，还有多样性等等，包括在选址阶段，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何婕：投资的过程中，大头用在了安全上，这个特别形象，大家一下就能理解我们对核电使用安全性的重视程度。

张维为：我还是讲一讲我的经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是1986年，我们是在它爆炸之后3个月去罗马尼亚。切尔诺贝利距离布加勒斯特的直线距离大概是八九百公里。当时我们到使馆之后，使馆人员就说有几样东西千万不能吃：一个是所有的奶制品，酸奶、牛奶都不能喝，所以使馆也不提供；水果不能吃，他们说可能还有辐射影响。一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产生这么大的影响，3个月之后，离它1000公里左右、800公里左右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后来我就请教专家，切尔诺贝利当时机组属于第一代，水泥壳安全壳都没有的，那是很原始的。所以一下子就酿成这么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后来被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势力夸大，说是苏联不帮助你们，苏联陷害你们等等，全是苏联造成的。这也是当时推动乌克兰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核危机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容低估。

发生爆炸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中国核电网

何婕：但是确实提供了一点概念，就是对于核电使用安全性的考量，它不光是安全本身的命题，还是一个有关政治的话题，所以确实如您刚才说，要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它的安全。

王振清：所以我们在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里面，将核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安全不光是核利用本身的安全，这是一个方面，更大的方面就是关系到国家整体安全的方面。每一次涉及核的事情，都很容易被媒体放大。第二个说明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从这种事项来看，在和平利用核能这个领域，我们如何将中国的智慧和经验贡献给我们的世界同行，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何婕：再问你一个小问题，除了发电之外，核能还能干嘛？和平利用核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效益？

王振清：这也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用途：第一，通过热这一端进行核能的多用途应用，为化工厂提供蒸汽，解决石化行业发展中的低碳能源供给问题，比如核能供暖。第二，比如进行海水淡化等其他工作，通过供热的方式提供能源。

第三，总书记讲科技要做到“四个面向”，实际上在核能领域，重点要面向什么？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核能里面有大量的医用同位素，大家在医院里做的Pet CT或者做的癌症治疗，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应用到。刚才我在演讲中介绍的秦山核电，实际上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同位素产业园，就是围绕着未来面向整个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大家将来需要的关键核心核素、医用同位素，以满足未来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领域。这样的话，我们的核能在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同时，既能满足工业的一些要求，也能满足人民生命健康的需求。

观众互动

观众1：老师们好。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核能。近年来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和美国以伊朗发展核武器为由，多次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并刺杀伊方的核能科学家。同时老牌的核能国家中，诸如德国、韩国也出现了弃核、拆除核电站的情况。我想问的就是，在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的过程中，有没有面临类似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中国核电人是如何克服这些阻碍的？

王振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首先，针对伊朗核问题，因为我们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主要研究核产业相关问题。从我们研究的视角来看，和平利用核能是每个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

第二，实际上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人攻击和打击伊朗，主要依据是伊朗制造核武器这一理由，这可能是莫须有的。他们打击了伊朗的浓缩厂和燃料设施。实际上，《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规则，对民用核设施的安全都有明确界定，在战争时期是不允许攻击的，这是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如果违背了国际法，将遭受各国的道义谴责。

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发展核能的问题。我们国家发展核能有清晰坚定的目标，外部发生的一些变化对国内肯定有影响。为什么？主要是通过影响大家的心理感受，进而反向影响地方决策和相关决策。实际上在核从业者的角度上来讲，我们都是针对发生的这些事，哪些做技术改进，哪些做管理改进，哪些做技术研发。通过底层技术驱动、管理改进和性能提升来提高核电安全。所以说，发展核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问题。在这个战略问题上怎么保持战略的清醒和坚定，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坚持的。

张维为：你前面一开始就提到伊朗冲突，美国以色列进攻伊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我们应该谴责。伊朗已经同意把它的浓缩铀浓度降到5%以下，这是很大的让步，然后说是可以维持7年不变，同时它要求美国必须取消所有对它的制裁，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但是美国仍然不接受。而且关键是美国早就想好了这个战略欺骗，公开说下星期还要在日内瓦谈，结果就发动战争了。

美国觉得一旦把哈梅内伊这个精神领袖斩首的话，伊朗整个国家布满了“火柴”，然后就等着巨大动乱。以为精神领袖一死，大家就会起来造反，指挥体系会全部瘫痪，亲美政府就上台了。结果美国打错了算盘，产生了严重的战略误判。精神领袖的死亡变成了一种殉道，团结起了更多的伊朗人来和美国以色列打仗。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背后围绕核浓缩铀的谈判，实际上是完全有机会谈出一些东西的，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让步，如果真有诚意，完全可以谈出一个东西来的。

何婕：说到铀浓缩，我们以前有一个概念说中国是一个贫铀国家，那么我们在和平利用核能的过程当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是怎么样把贫铀国家的帽子甩掉了呢？

王振清：何老师刚才提到的问题非常有战略性。主要是因为铀矿要经过一些特定工艺的探采。我们原来对全国的铀资源普查没有投入那么多的资金，所以整个勘探的量是不够的。

实际上我们在国家制定核能“三步走”战略的时候，非常具有技术前瞻性和战略前瞻性的，就是我们的第二步，我们要建快堆。快堆可能讲起来比较深奥，在热堆的时候，用的主要是铀里面的一种同位素叫铀235。但是在快堆的时候，就可以把大量的铀238用起来。铀238的含量在自然界是极其丰富的，这样就能用快堆的方式解决我国相关资源匮乏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新的科研，比如在海水里提炼铀，只要将来在工程应用方面具备足够的经济性，我们完全具备推进新技术的能力。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走得比较靠前。此外我们也跟海外合作铀资源开发和铀资源贸易，保证一部分国家能源安全。

观众2：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在这40年核电的技术革新当中，是否从一个行业的跟随者变成了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呢？

王振清：首先还是要回到我们国家对整个核能发展的一个战略远见。我们制定了一个非常稳健的“热堆快堆聚变堆”的完整发展路线。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持续地迭代现有机组的安全运行水平，在世界上目前已经处于第一和第二的水平。我们整个的安全运行能力，包括人员能力、技术能力和装备能力，已经非常领先了。

其次，在保证技术发展、研发新的三代核电技术的同时，我们在四代核电的布局上，也是走得最快而且是最超前的。这些技术在很多国家还停留在实验室和图纸上，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工程化阶段，有的已经发电。

第三，我们也在积极地参与全球核能的治理。现在涉核的国际组织里，有大量的中国人面孔。实际上是在输出中国经验和中国标准，包括一些新的国际标准的建立，也在持续、深入地推进中。我们秉持开放的理念，实际上为世界很多国家和平利用核能提供了更多和更好的选择。

张维为：中国模式有一个特点，任何一个行业一旦领先，第二名跟我们的差距就会迅速地拉大，我们变成遥遥领先。他们真是没有办法，几乎怎么也赶不上来。因为我们应用的范围之广、市场规模之大，内部竞争之激烈，导致第二名与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怎么也赶不上来了。这似乎已经是一条大概率的普遍规律。

观众3：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的问题是，中国核电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项目。在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加剧、地缘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核电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安全审查，包括可能还有一些来自西方的技术封锁？我们的这种技术输出又会对全球能源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何婕：请坐。是个好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光针对核电领域，可能对于很多我们在海外有投资、有合作的项目都有意义，就是在这种地缘冲突风险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确保项目合作的顺利和安全？

王振清：这是一个非常热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当前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有几个事可以和您分享下：

第一个，我们现在在建造、设备制造、运行、智能化等方面的经验，已经比西方“跑”得更远。在核能拓展领域，我们要靠硬实力破局，必须基于安全可靠的情况，提供稳定的、经济的核技术。

第二个，要深耕软实力。核能出口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一定是我们国家外交大局的一部分。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过程中，怎么样做好相应的工作，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第三个，全产业链的协同。核电只是在电这一端的表现，实际上还需要有我们国家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四个，在推动核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时，我们也在为所在国提供更多的核能应用场景，包括在非洲建设了很多核技术应用的研究堆，生产同位素以满足非洲的需求，还包括一些大学的研究堆建设。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正在全面提供安全与发展的新范式，这是我们中国在核能领域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核电站于2022年4月18日全面建成投产，两台机组均采用中国完全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是“华龙一号”首次走出国门。澎湃新闻

张维为：我就稍微补充一点。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大项目才开始走出去，有那么几条经验：

第一条是“农村包围城市”。“一带一路”国家大部分是“全球南方”国家，当进入西方国家市场受到阻碍的时候，在“全球南方”国家还有大量机遇，我们要抓住。

第二，不一定一开始就直接做大项目，可以从小项目做起。你前面提到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小项目，让他们看到中国核能力的强大。

还有一个效果非常好的方法，有时候光讲没用，请他们亲自来中国看看。高铁“走出去”就是这样，邀请他们来中国坐高铁，中国的高铁确实好。核电站也是如此，让他们去参观一次，就知道中国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了。这些人一般都会“货比三家”，一比较就会更有感触。

何婕：用王院长的话说，是硬实力破局、软实力破圈。慢慢地会让大家知道，中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解决方案和智慧，在世界上是有竞争力的。

今天这场讨论让大家了解了中国核能领域，特别是和平利用核能的发展道路。我想这里面的从业人员大多默默无闻，大家很少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我们现在看到，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从这个领域从一穷二白走向了领跑世界的局面，持续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为中国核能领域的从业人员喝彩，同时也期待大家为人民、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也再次感谢王院长来做客，谢谢张老师，谢谢大家，再见。